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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还是非罪(周景祥一案辩护词)

主页 >>> 文稿选编  2009年12月24日

——被告人周景样涉嫌聚众冲击国家机关罪
                       聚众扰乱交通秩序罪
                       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
二审辩护词  
[ 案情及一、二审辩护过程概述 ]
    丹灶镇是广东南海市的第二大镇,这里是近代名人康有为的故乡。该镇所属的上沙 滘 村是一个拥有 1500 多人口,耕地 2700 多亩的鱼米之乡,但原任村支书、主任何×桐在其任内 7 年( 93 年— 99 年)里,却将村中耕地非法私卖 1000 多亩,卖地款也去向不明,村里在稻香村酒家投资达 700 万元,竟无分文回报。 7 年内全村成年人年均分红只有 571 元, 16 岁以下的则不到 300 元, 50% 的村民处于失业半失业的状态,大部分沙 滘 村民陷入贫困的境地。
    何×桐损害村民利益的行为,激起了村民极大的愤慨。为了搞清卖地情况和查清原管理区帐目收支情况,经村民会议推举产生了复耕组和查帐。被告人周景样就是这两个组的组长。复耕组和查帐组将卖地资料和有关帐目问题整理出来后,多次到省、市有关部门上访,均未有结果。愤怒、淳朴的村民们见上访无音,终于失去耐心,走上街头,形成了所谓的一系列“犯罪”事实。
    据南海市人民检察院南检刑诉字( 2000 )第 516 号起诉书称:一九九九年五月十日上午,被告人周景样利用我市丹灶镇沙 滘 村民与原管理区干部何×桐就买卖土地合同问题发生误解,矛盾激化之机,煽动村民上路游行示威,并指使村民书写标语……;
    五月十一日上午八时许,被告人周景样、何裴杰、何国铭、黄珠仔与包括小学生在内的六百多名村民举起标语、走出桂丹公路游行示威。十一时许,游行队伍到达金沙收费站,拉起标语,敲打铜锣,高喊口号,将金沙收费站的通道全部堵塞……;
    同年六月十日上午,沙 滘 村民认为管理区干部在投资香杏园酒楼的帐目上有问题,便聚集到村委会,要求找何×桐解释清楚。下午一时许,被告人周景样用喇叭煽动村民到丹灶镇政府请愿,找何×桐当面对质……下午二时许,被告人周景样、何裴杰、黄珠仔、何国铭带领四百多村民到达镇政府,将大门口堵住。……期间,被告人黄珠仔带领大批村民冲入丹灶镇机关大院,到处乱闯,并逐个办公室搜寻何×桐。被告周景样用高音喇叭大肆叫嚣“政府交出何×桐,官官相护”等内容。……以上行为持续了三个多小时,严重扰乱了政府机关的正常秩序,……;
    二000 年四月……被告人周景样、何裴杰、黄珠仔明知责任不在南达电缆厂,仍伙同周润国(另案处理)积极策划于同月十八日召集村民围堵该厂……村民连续堵塞南达电缆厂长达三十小时……直接经济损失达人民币三十六万六千三百二十四元五角五分;
    该院认为:被告人周景样、何裴杰、黄珠仔、何国铭无视国家法律,其行为分别构成聚众冲击国家机关罪、聚众扰乱交通秩序罪、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云云,应依法判处。
    被告人周景样于 2000 年 5 月 16 日被刑事拘留, 6 月 14 日被逮捕, 6 月 24 日被起诉。
南海市人民法院于 2000 年 7 月 10 、 11 、 13 日开庭公开审理此案 。
    笔者与何伟民律师受被告人周景样委托,出庭为其辩护。
    法庭调查阶段, 公诉人宣读移送法院的几份主要证人证言材料,在遭到辩护人的有力质疑后,随即按证人名单目录,将 130 多位证人的 200 多份证言,断章取义地逐一抛出。辩护人当即纷纷向法院申请要求部分为控方作证的村民出庭接受质证,但法庭基于: 1 、控方证人应当由控方申请出庭; 2 、既然有书面证言,再传本人出庭没有意义; 3 、如果辩护人申请证人出庭,则应提前申请等理由,断然驳回了辩护人的请求。如此重大的刑事案件,证人达 130 多人,竟无一人出庭作证。不仅如此,被告人的自行辩解也屡屡受到审判长的限制。
    期间,公诉人竟宣读了一份令沙 滘 村群众发指的腐败分子何×桐所写的,指证被告人实施了有关行为的证言 ,被告人周景样仅说了一句“还有公理么?”,便泣不成声,全场旁听的村民顿时哭声一片,连法院的书记员都不能自持。法庭只好宣布休庭 20 分钟。
    期间,笔者的搭档 、被告周景样的另一位辩护人何伟民律师和第四被告何国铭的辩护人徐作云律师对控方某位主要证人的证言质证时,由于认为该证言系“伪证”, 第二天即遭到该证人以“诽谤罪”提起的刑事自诉 ,南海市人民法院还真的立案了。深圳电视台《法制纵横》节目 2000 年 9 月 17 日以“你说我伪证,我告你诽谤”为题,对这起全国首例证人告律师案的来龙去脉及相关背景材料作了客观的专题报道。真难为了这两位律师,不经意间竟弄了个全国“第一”。该案在本案二审结束后,自诉人撤诉。
    期间,数百沙 滘 村民自发地到南海市法院旁听法庭审理 。令人不解的是,他们租用的营运汽车竟被有关部门拦截,有关部门还通知南海市各地的营运汽车一律不准载送沙 滘 村民,有的汽车连车带司机被扣去派出所。当这些淳朴的村民克服重重困难来到法院时,被允许入室旁听的不过数十人,其余数百村民就在马路旁冒着烈日或大雨秩序井然地足足等候了三天。
法庭调查结束后,笔者从犯罪构成角度为被告周景样作了无罪辩护, 其他三名被告的辩护人也作了无罪辩护。
    南海市人民法院于 2000 年 7 月 21 日作出( 2000 )南刑初字第 584 号刑事判决,以聚众冲击国家机关罪、聚众扰乱交通秩序罪、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三项罪名判处被告周景样有期徒刑十一年 ,其他三名被告人也分别以三项或两项罪名被判处有期徒刑 8 年、 6 年 6 个月、 4 年。
    7 月 24 日 上午,南海市人民法院在市影剧院召开由本市各地干部、群众参加旁听的公判大会,市党、政领导一干人端坐在审判席上。奇怪的是四被告人家属竟被拒之门外,不得旁听。
接到一审判决书后,四被告的六位辩护律师均认为一审判决混淆了罪与非罪,当即分别为四被告撰写了刑事上诉状。 7 月 28 日,当我们到南海市看守所会见四被告时,看守所竟然以“四被告不愿见你们”和“判决作出后、律师无权再会见被告人”为理由,拒绝我们会见。徐作云(女)律师情绪激动,唇枪舌剑与看守所领导进行激烈辩论,要求其拿出不准辩护律师会见被告人的法律依据。经过半个小时的力争,终于被允许会见被告。四被告均明确、坚定地表示上诉。事后,我们得知同在南海市法院审理宣判的另一案(也是聚众冲击国家机关罪,起因与本案类似)被告人的辩护律师就是被看守所以同样的理由拒绝会见的。
  & 一流信息监控拦截系统 一流信息监控拦截系统 对其质证,未被法庭允许;辩护人要求检察机关出示关于南达电缆厂经济损失的有关书证并对其质证,也未被法庭允许;辩护人请求向法庭出示并宣读《查帐报告》和《审计报告》,同样未被允许。审判长告知,有意见可在法庭辩护阶段一并讲。
    二审法庭辩论阶段,基于庭审调查所反映出来的问题, 笔者抛开了犯罪构成,从本案的诉讼程序角度提出了本案完全是人为制造的冤案的观点 ,再次为被告人周景样作无罪辩护,其他辩护人也从不同角度分别为各自的委托人作了无罪辩护。
    12 月 1 日 下午 3 时法庭辩论结束,休庭两个半小时,法庭当庭进行了宣判。
被告人周景样以“聚众冲击国家机关罪”和“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两项罪名被二审法院判处有期徒刑 7 年 6 个月; 其他被告人也分别以两项或一项罪名被判处有期徒刑或缓刑。
    庭后收到的判决书在“经审理查明”部分写道:“……辩护人认为公安机关违法取证,认为检察机关在一审判决后没有权利补充新证据,二审法院同意检察员出示补充侦查的证据违法等意见,经查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被告人周景样、黄珠仔目前已向上级司法机关提出申诉。
    与笔者同办此案的另 5 位辩护人是广东经国律师事务所的何伟民律师、徐作云律师、庄志东律师,广东汇明律师事务所的吴非比律师、曹锐律师(他们在本案中表现的敬业、执著、正直的精神和无畏的勇气,回想起来,常令笔者感动不已)。
                                                 [ 二审辩护词全文 ]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依据《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二条之规定,我和何伟民律师受被告人周景样委托,依法出庭参与诉讼。庭前,我们认真研究了本案的有关材料,开庭后,听取了两天的法庭调查,现就法庭调查的结果和本案相关事实发表辩护意见如下:
本案完全是南海市公、检、法机关联手制造的一起冤案。
    我国刑事诉讼的目的,一方面是要惩罚犯罪、正确应用法律;一方面是要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主义法制。《刑诉法》第三条第二款规定:公、检、法机关进行刑事诉讼,“必须严格遵守本法和其他法律的有关规定”,然而,本案在立案、办案、定案的诉讼过程中,南海市的公、检、法机关是怎样严守本法的呢?
    •  先看立案阶段
    立案是刑事诉讼的开始,是进行刑事诉讼的第一关。本案侦查机关提供的《受理刑事案件登记》、《重大刑事案件立案报告表》等五份表格,其中受理日期均由“ 2000 ” 被涂改成“ 1999 ” ;有的一份表格中,日期涂改竟达三 3 处;更有甚者,在关于“聚众堵塞交通”的《重大刑事案件立案报告表》中,“案件来源”一项居然是空白,立案本身是证明有犯罪事实发生的客观反映,何以要搞偌大一个悬念?难道在写武侠小说吗?很明显,这些《登记表》、《报告表》是假造的,这不是在立案,而是在“造”案 !
   《刑诉法》第 89 条规定“公安机关对已经立案的刑事案件,应当进行侦查、收集、调取犯罪嫌疑人有罪或者无罪、罪轻或者罪重的证据材料。对现行犯或者重大嫌疑分子可以依法先行拘留,对符合逮捕条件的犯罪嫌疑人,应当依法逮捕”。如果这些立案是真的,既然是重大刑事案件,就应依法先行拘留被告人,有什么理由要等到一年以后才对周景样等四被告人进行拘留呢?如果这些立案是真的,周景样等四被告并未潜逃,每天就在村里劳动和生活,侦查机关有什么理由在长达一年的时间里竟不对周景样等四被告人进行询问?难道侦查人员在立案后都集体下岗了吗?
    二、再看侦查阶段
    1 、违法取证。
    为证实周景样等四被告人犯罪,公安机关以关押、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方法收集证据,有关证明周景样等四被告人犯有指控罪名的主要证人证言清一色是在公安机关取得的,这本身已违背了取证规定。证人符宝彬、符建细、何裴禹、何如正、何镜明等当庭所作的证言和宣读的笔录,听来叫人心惊肉跳,他们分别是在被关押两夜、 48 小时、 20 多小时、三天后或被拷在床板上向侦查机关作的笔录。侦查人员作笔录时威胁证人“不老实,就关到你生青苔”,听来多么恐怖,他们的特权有多么大!从关押的时间、人数来看,办案人员已不是一般的违法问题,其行为已涉嫌非法拘禁犯罪,性质非常严重。
    《刑诉法》第 92 条第 2 款规定:“传唤、拘传持续的时间最长不得超过 12 小时。不得以连续传唤、拘传的形式变相拘禁犯罪嫌疑人。”规定得多么清楚。为了掩饰公安机关的违法行为,检察机关居然搬出《警察法》关于“留置”的规定来对抗《刑诉法》,连起码的刑事诉讼常识都不要了。《刑诉法》是基本法律,《警察法》是一般法律,《刑诉法》有明确规定不严守,而要严守《警察法》,如此逻辑,试问《刑事诉讼法》在我国还有什么权威和地位?
    •  收集虚假证据
侦查机关自知仅凭违法取得的证据不能做到证据确实、充分,欲给被告人定案,怎么办?只好进一步收集虚假证据,关于南达电缆厂经济损失的证据全是假的,没有一份是真实的。所谓的南达厂的损失证据主要由几十份书证和几份证人证言构成,其几十份书证可以分三大类:
    • 没有产品价格的订货单(它充其量不过是订货方的签定合同的“要约”表示);
    • 未盖公章的合同书(“公章”是企业法人承担责任的证明,未盖公章的合同,说明该合同依法没有成立,是毫无意义的一张废纸);
    •收据(不是合法的收付款凭证,合法的凭证是“发票”,见《发票管理办法》第三条)。
另外一类证人证言的内容大意是:曾向南达厂电话订货,到期未送货,造成其损失“ 1.5 万元”,其向南达厂要求赔偿,南达厂赔偿了其损失云云。(这种证言简直就是一派胡言,电话订货如能成为索赔的根据,中国人一夜之间都可以致富!)
就是这样的一些书证和证人证言如何能构成南达厂的经济损失呢?它的虚假性、荒诞性,只要不是法盲、只要稍微认真看一下就可识别,然而检察机关就是看不出来!
    三、接下来看审查起诉阶段。
    《刑诉法》第 137 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审查案件的时候,必须查明:(一)犯罪事实、情节是否清楚,证据是否确实、充分……;(五)侦查活动是否合法。”本案中公安机关立假案、非法取证的行为如此严重,检察机关竟然不尽审查、监督义务,听之任之,这是不是玩忽职守?南达电缆厂经济损失的证据如此虚假,坚持以这种虚假的证据起诉被告人,这是不是枉法追诉?
根据中央六部委《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第 35 、 36 条的规定,检察机关提起公诉的案件,“应当向人民法院移送所有犯罪事实的主要证据的复印件或者照片”、“主要证据包括起诉书中所涉及的各种证据种类中的主要证据”。南达厂经济损失的证据主要是书证,对这些书证检察机关为什么一份都不移送?(一边就书证部分不移送,另一边是一审法院就移送的几份证据材料也不允许辩护人复制,理由是南海法院向来没有这个习惯,在他们的眼里,国家法律要屈从于基层法院的习惯。检察机关和一审法院在限制辩护律师诉讼权利方面配合的是多么巧妙、天衣无缝!)
    检察机关不仅对公安机关的违法行为不予追究,而且为了掩盖公安机关违法取证的漏洞,不甘寂寞,违法补侦,在一审法院判决后的 11 月 9 日凌晨 4 点突然用警车带走有关证人,进行所谓的“没有威胁”的询问。这种补侦明明是违法的行为,还不厌其烦地在法庭上为自己的违法行为寻找法律根据,居然搬出什么“检察规则”来对抗《刑事诉讼法》,真是闻所未闻!
    四、接下来再看审判阶段
    1 、庭审过程不断地违法。
    一审庭审当中,审判长不断地限制被告人为自己的行为辩解,并公然剥夺被告人、辩护人申请证人出庭作证、质证的权利,这是在公正审判吗?辩护律师依法提出的所有的正确辩护意见一概被拒之门外;相反,检察机关据以起诉的全部虚假证据均被一审采纳,试问,这是不是枉法裁判?
    2 、违法宣判。
    《刑诉法》第 12 条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一审判决并不是生效判决,何以召开公判大会,宣判被告人有罪?宣判会上法庭组成不伦不类,南海市党、政领导居然端坐在审判席上,如此设置法庭,试问人民法院还有什么权威和地位?如此宣判,难道不是欲加之罪吗?
    五、最后来看执行阶段
    一审判决并未生效,然而上沙 滘 村委会竟然被南海市公安局丹灶分局刑警队通知根据一审判决注销周景样等四被告人的户口。未生效的判决竟然被执行,这不是权大于法是什么?
综观本案在一审以前的全部诉讼过程(立案、侦查、起诉、审判、执行五个阶段),每一步都没有合法性、正义性,有的只是阴谋、恐怖和邪恶,是被告人和沙 滘 村民的屈辱和泪水。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诉讼过程?公、检、法机关相互之间哪还有一点制约?哪里能看到一点法律的严肃性?这是在正确应用法律、打击犯罪吗?这是在维护法制、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吗?不,这是在滥用职权、迫害无辜!是公然破坏法制、践踏人权!它是南海市公、检、法机关联手制造的一起冤案。
    本案在沙 滘 村发生的一系列案件(上公路游行、到镇政府请愿、堵塞南达电缆厂),实际上反映了以周景样等四被告人为代表的朴实、善良的沙 滘 村民同出卖村民利益的腐败分子斗争的艰难。沙 滘 村民为维护自身合法利益,四处上访投诉,始终未讨得一个说法,万般无奈之下才出现了过激行为,行为稍微过激,就追究为犯罪,如此搞法,怎能不叫人民群众心寒!
如果割离本案事件发生的起因,无视被告人周景样参与有关事件的主观动机,听任检察机关的枉法起诉,判其有罪,必将出现“亲者痛—人民群众痛,仇者快—腐败分子快”的局面。如此局面,公理何在?正义何在?
    本案实际上是腐败的势力向敢于反对腐败的以周景样为代表的沙 滘村 群众进行的一次疯狂的、明目张胆的报复。如果不是报复,就无法理解本来有着制约关系的一审公、检、法机关为什么如此默切地、肆无忌惮地共同破坏法制,刻意制造冤案。
    99 年 5 月 11 日 金沙桥收费站游行事件发生后,南海市市委书记邓耀华亲自到现场处理,并向村民保证把这次上路游行看成是“行动”,“绝不追究任何人的责任”,邓书记的话是代表市委、市政府向沙 滘 村群众作出的庄严承诺(可见,当时市委已对此事件做出了正确处理,这里也可再次印证本案的立案是假的)。然而事隔一年竟开始对被告人秋后算帐,如此言而无信,出尔反尔,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心目中还有什么威信可言?农民群众是我国人民民主政权的阶级基础,沙 滘 村民就是这个阶级的一部分,如果听任检察机关对被告人的枉法起诉,只能破坏党和人民群众的鱼水关系,只能损害人民民主政权建设,败坏党和政府的形象。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法庭调查开始的时候,当证人在庭上陈述在公安机关的遭遇时,辩护人心中非常愤怒,两天的法庭调查结束后,辩护人心中已没有愤怒。你愤怒什么?你对谁愤怒?一个人、两个人违法你可以愤怒,甚至可以向他呐喊,当一个公、检、法的整个机构在践踏法制的时候,你还能愤怒吗?你有资格愤怒吗?你能愤怒得了吗?此刻,辩护人心里有的只是绝大的悲哀、痛心和无奈。
    尽管如此,辩护人还是天真地、热情地期望二审法官能坚守“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诉讼原则,坚守人民法官的操守,以对法律的无限忠诚,不畏强权、排除干扰,为本案平反,对被告人周景样做出无罪判决,还被告人一个公道,还沙 滘 村民一个公理。如果本案能够得到公正判决,佛山市人民法院必将在中国审判史上树立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的光辉典范,你们的高风亮节将被人民群众传颂,你们的英名将永远铭记被告人心中!
(第一轮辩护发言暂时到此)
此致
      佛山中级人民法院
                                                                2000 年 12 月 1 日
                                                               于佛山法院第一审判庭
 
 
                                                   [ 一审辩护词全文 ]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依据《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二条之规定,我们广东经国律师事务所受被告人周景样的委托,指派何伟民、葛文秀律师为其担任辩护人,今天依法出庭参与诉讼。庭前,我们认真研究了起诉书及部分材料,会见了被告人,方才又听取了法庭调查,辩护人认为,本案事实清楚,现就本案事实及法律适用发表辩护意见如下:
    •  以被告人周景样为组长的“复耕组”和“查帐组”是由村民会议选举的合法组织 。
    《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一条确立了“保障农村村民实行自治”的原则,第十九条规定:“涉及村民利益的下列事项,村民委员会必须提请村民会议决定,方可办理……”本条列举了八项内容包括了村集体经济管理和村务管理的方方面面,其中第八项规定:“村民会议认为应当由村民会议讨论决定的涉及村民利益的其他事项”,这一规定可以说涵括了村民自治权利的全部内容。“复耕组”和“查帐组”就是于 99 年 6 月和 5 月由村民会议推选成立的,以查清以何×桐为首的原管理区干部非法买卖土地及管理区帐目收支情况并向有关部门投诉为目的的工作小组。这两个小组的成立及工作内容是合法的,是属于村民自治权利范围内的事务,这两个小组只要村民会议认可即可,而不需要政府某个部门批准。
    •  检察机关指控被告人周景样触犯“聚众冲击国家机关罪”的罪名不能成立。     
    所谓“冲击国家机关”,其行为在客观上表现为在国家机关门前和院内示威、摇旗呐喊、肆意哄闹、强占毁坏国家机关单位的办公室、会议室等场所,封闭出入通道、毁灭机关单位财物等情节严重的行为,后果要求造成严重损失。三天来的法庭调查(尤其是当庭播放的录象资料)说明: 1 、被告人周景样并未“带领”村民“将大门口堵住”,镇政府大门完全可以通行; 2 、被告人周景样也没有使用高音喇叭,只是用一般的手提扬声器讲话; 3 、被告人周景样也未指使村民一窝蜂地强行冲击办公室; 4 、被告人周景样也未指使并毁坏镇政府机关财物; 5 、被告人周景样的讲话内容是希望政府尽快解决何×桐非法卖地的问题,没有恶毒攻击政府的语言,不能据此认定是“煽动”村民,可见,被告人的客观行为情节并不严重。
    就主观方面来看,被告人周景样与四百多村民到政府请愿,是希望政府能尽快解决何×桐的问题,给一个明确的说法,不要让村民一次又一次地失望;而不是要故意闹事,冲击政府,让政府无法办公。引发本案的原因是原管理区干部何×桐经济上有极其严重的问题(如私卖村里土地、稻香村酒家 700 万巨额投资去向不明等等),极大损害了村民的根本利益,被告与村民聚集在村委会,主观目的不过是“要求何×桐解释清楚”;到镇政府请愿,其主观目的也不过是希望政府出面解决何×桐的问题,“找何×桐当面对资”。被告与村民的这种主观愿望是正当的、善良的、合法的,他们的动机不是要达到个人的非法目的,实现个人的无理要求,而是要维护全体村民的合法权益,保护集体的耕地。被告的这种主观故意与本罪所要求的主观故意是有本质区别的。并且,从主、客观方面及后果来看,被告人的行为并不构成本罪。
    三、检察机关指控被告人周景样触犯聚众扰乱交通秩序罪的罪名同样不能成立。
    起诉书中写道:“ 1999 年 5 月 10 日上午,被告人周景样利用我市丹灶镇沙 滘 村民与管理区干部何×桐就买卖土地合同问题发生误解,矛盾激化之机,煽动村民上路游行示威,……”检察机关的这段指控故意回避问题发生的实质,没有实事求是。首先,被告人(周)不存在利用村民,要求原管理区干部就买卖土地问题解释清楚,是村民的民主权利和共同愿望;其次,村民与原管理区干部何×桐矛盾激化,不是相互间“发生误解”而激化,而是长期以来,村民多次向政府、纪检部门、检察机关反映何×桐非法私买土地、侵吞、挥霍集体财产的问题始终得不到负责任的明确说法(答复),才使得矛盾不断激化、升级。出现上街游行的事件本身,说明镇政府和有关部门领导官僚主义严重,严重地脱离了农民群众,对农民的切身利益、疾苦漠不关心,对农民群众要求惩治腐败行为的民主权利漠视,在这样的一种背景下,被告人和沙 滘 村民才无奈地走上街头。对此,镇政府和有关部门的领导是负有责任的,出现这种事态,他们的良心对于自己的失职是应当受到道义谴责的。第三,“村民上路游行示威”并不是被告人“煽动”所致,反对非法私卖集体土地,维护村民合法权益是全体村民的共同心声,是每个村民自发的行动。并且,保护耕地、禁止任何人非法买卖土地是党中央的一贯政策,也是现行法律规定。沙 滘 村民这种自觉地、积极地参加与反对腐败、保护耕地行动的热情,正是党中央保护耕地政策感召的结果,也是村民长期在党的社会主义文明教育、民主教育、法制教育下权利意识的觉醒。祠堂里悬挂的标语内容恰好表达了村民维护自身权益的权利要求。村民们这种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渴望和参与精神,绝不是被告人周景样和其他三位被告人所能“煽动”起来的。不仅如此,上路游行前被告周景样的主观态度还是保持克制的,被告人 11 日早上在祠堂开会时曾对村民讲:“示威只能去沙 滘 大桥就行了,不要到金沙辖”,村民的情绪控制不住,涌向金沙大桥收费站是出乎被告人意料的(超出了其主观故意的内容)。可见,被告人主观上并没有组织村民聚众堵塞收费站通道的故意。
    客观上,收费站通道也没有全部堵塞,道路上没有过往车辆是因为交警封住了公路,并不是被告人组织村民故意拦堵车辆通行,所谓的过桥费损失的责任并不能由被告人承担。
    由于被告主观上没有堵塞收费站的故意,客观上也没有实施组织村民堵塞收费站的行为,其行为的主客观方面均不符合本罪的特征,因此,被告人之行为不能构成本罪。
    四、检察机关指控被告人周景样触犯“扰乱社会秩序罪”的罪名同样不能成立。
    2000 年 4 月 18 日 ,沙 滘 村民因鱼塘受污染死鱼事件,围堵南达电缆厂,虽造成一定影响,但毕竟事出有因,南达电缆厂建厂以来,已多次发生环境污染事故,从 VCD 碟中可见其排出的污水颜色成乳白色。第一次发生污染死鱼事故时,在耕塘佬的交涉下,该厂赔偿沙 滘村 3.5 万元;第二次发生污染死鱼时经双方交涉,该厂 保证以后不再排污;然而,该厂言而无信,在 2000 年 4 月 12 日 竟然用水泵将污水直排涌内,又造成大量杂鱼死亡,耕塘佬与南达厂老板彭志坚交涉,彭竟说是其工仔擅自排污,他不知此事。 4 月 17 日 晚,镇政府蔡汉全副书记亲自前来主持双方调解,但南达厂彭老板并无诚意,有耕塘佬说,如不想解决,我们就 运 泥土封厂,彭勃然大怒说,如果堵我厂,枪都有得响。由于南达厂一直非法使用沙 滘 村土地,村民早已蹩了一肚子火,而今彭老板对待死鱼问题的态度又如此恶劣,终于激怒了耕塘佬,于是第二天耕塘佬周润国以每人 10 元的酬金出钱召集村民运泥土封堵南达厂门口。
    被告人周景样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被周润国找来参与此事的,他的作用仅是替周润国向参与堵厂的村民发钱而已,并未亲自组织、策划围堵该厂。我国《刑法》第 290 条第一款规定:“聚众扰乱社会秩序、情节严重,致使工作、生产、营业和教学、科研无法进行、造成严重损失的”予以追究刑事责任。可见,认定本罪的关键在于情节严重并造成严重的损失。如尚未达到严重程度、未造成严重损失,不应当以本罪论处,而应予批评教育或行政处分。
    被告人周景样虽参与了村民对南达厂的扰乱行为,但并未给其造成严重损失,所谓的“直接经济损失达 306324.55 元”的数目,检察机关并未举出充分的证据加以证明,纯属无稽之谈。可见,对南达厂造成的后果并不严重,被告人的行为不能构成本罪。
    尊敬的审判长,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是农民赖以生存的希望,本案就是基于沙 滘 村农民保护土地、反对非法私卖土地的腐败行为而引发的,被告人周景样作为复耕组的组长,受托于村民会,调查并向有关部门反映何×桐的问题,其主观愿望无可非议,虽然在要求政府有关部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其行为有过激、违法之处,但行为的情节、后果并不严重,未达到犯罪程度,故而,本着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诉讼原则,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宣告被告人周景样无罪。
此致
    南海市人民法院
                                                                                                                         二 000 年七月十三日
 
——被告人周景样涉嫌聚众冲击国家机关罪
                       聚众扰乱交通秩序罪
                       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
二审辩护词  
[ 案情及一、二审辩护过程概述 ]
    丹灶镇是广东南海市的第二大镇,这里是近代名人康有为的故乡。该镇所属的上沙 滘 村是一个拥有 1500 多人口,耕地 2700 多亩的鱼米之乡,但原任村支书、主任何×桐在其任内 7 年( 93 年— 99 年)里,却将村中耕地非法私卖 1000 多亩,卖地款也去向不明,村里在稻香村酒家投资达 700 万元,竟无分文回报。 7 年内全村成年人年均分红只有 571 元, 16 岁以下的则不到 300 元, 50% 的村民处于失业半失业的状态,大部分沙 滘 村民陷入贫困的境地。
    何×桐损害村民利益的行为,激起了村民极大的愤慨。为了搞清卖地情况和查清原管理区帐目收支情况,经村民会议推举产生了复耕组和查帐。被告人周景样就是这两个组的组长。复耕组和查帐组将卖地资料和有关帐目问题整理出来后,多次到省、市有关部门上访,均未有结果。愤怒、淳朴的村民们见上访无音,终于失去耐心,走上街头,形成了所谓的一系列“犯罪”事实。
    据南海市人民检察院南检刑诉字( 2000 )第 516 号起诉书称:一九九九年五月十日上午,被告人周景样利用我市丹灶镇沙 滘 村民与原管理区干部何×桐就买卖土地合同问题发生误解,矛盾激化之机,煽动村民上路游行示威,并指使村民书写标语……;
    五月十一日上午八时许,被告人周景样、何裴杰、何国铭、黄珠仔与包括小学生在内的六百多名村民举起标语、走出桂丹公路游行示威。十一时许,游行队伍到达金沙收费站,拉起标语,敲打铜锣,高喊口号,将金沙收费站的通道全部堵塞……;
    同年六月十日上午,沙 滘 村民认为管理区干部在投资香杏园酒楼的帐目上有问题,便聚集到村委会,要求找何×桐解释清楚。下午一时许,被告人周景样用喇叭煽动村民到丹灶镇政府请愿,找何×桐当面对质……下午二时许,被告人周景样、何裴杰、黄珠仔、何国铭带领四百多村民到达镇政府,将大门口堵住。……期间,被告人黄珠仔带领大批村民冲入丹灶镇机关大院,到处乱闯,并逐个办公室搜寻何×桐。被告周景样用高音喇叭大肆叫嚣“政府交出何×桐,官官相护”等内容。……以上行为持续了三个多小时,严重扰乱了政府机关的正常秩序,……;
    二000 年四月……被告人周景样、何裴杰、黄珠仔明知责任不在南达电缆厂,仍伙同周润国(另案处理)积极策划于同月十八日召集村民围堵该厂……村民连续堵塞南达电缆厂长达三十小时……直接经济损失达人民币三十六万六千三百二十四元五角五分;
    该院认为:被告人周景样、何裴杰、黄珠仔、何国铭无视国家法律,其行为分别构成聚众冲击国家机关罪、聚众扰乱交通秩序罪、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云云,应依法判处。
    被告人周景样于 2000 年 5 月 16 日被刑事拘留, 6 月 14 日被逮捕, 6 月 24 日被起诉。
南海市人民法院于 2000 年 7 月 10 、 11 、 13 日开庭公开审理此案 。
    笔者与何伟民律师受被告人周景样委托,出庭为其辩护。
    法庭调查阶段, 公诉人宣读移送法院的几份主要证人证言材料,在遭到辩护人的有力质疑后,随即按证人名单目录,将 130 多位证人的 200 多份证言,断章取义地逐一抛出。辩护人当即纷纷向法院申请要求部分为控方作证的村民出庭接受质证,但法庭基于: 1 、控方证人应当由控方申请出庭; 2 、既然有书面证言,再传本人出庭没有意义; 3 、如果辩护人申请证人出庭,则应提前申请等理由,断然驳回了辩护人的请求。如此重大的刑事案件,证人达 130 多人,竟无一人出庭作证。不仅如此,被告人的自行辩解也屡屡受到审判长的限制。
    期间,公诉人竟宣读了一份令沙 滘 村群众发指的腐败分子何×桐所写的,指证被告人实施了有关行为的证言 ,被告人周景样仅说了一句“还有公理么?”,便泣不成声,全场旁听的村民顿时哭声一片,连法院的书记员都不能自持。法庭只好宣布休庭 20 分钟。
    期间,笔者的搭档 、被告周景样的另一位辩护人何伟民律师和第四被告何国铭的辩护人徐作云律师对控方某位主要证人的证言质证时,由于认为该证言系“伪证”, 第二天即遭到该证人以“诽谤罪”提起的刑事自诉 ,南海市人民法院还真的立案了。深圳电视台《法制纵横》节目 2000 年 9 月 17 日以“你说我伪证,我告你诽谤”为题,对这起全国首例证人告律师案的来龙去脉及相关背景材料作了客观的专题报道。真难为了这两位律师,不经意间竟弄了个全国“第一”。该案在本案二审结束后,自诉人撤诉。
    期间,数百沙 滘 村民自发地到南海市法院旁听法庭审理 。令人不解的是,他们租用的营运汽车竟被有关部门拦截,有关部门还通知南海市各地的营运汽车一律不准载送沙 滘 村民,有的汽车连车带司机被扣去派出所。当这些淳朴的村民克服重重困难来到法院时,被允许入室旁听的不过数十人,其余数百村民就在马路旁冒着烈日或大雨秩序井然地足足等候了三天。
法庭调查结束后,笔者从犯罪构成角度为被告周景样作了无罪辩护, 其他三名被告的辩护人也作了无罪辩护。
    南海市人民法院于 2000 年 7 月 21 日作出( 2000 )南刑初字第 584 号刑事判决,以聚众冲击国家机关罪、聚众扰乱交通秩序罪、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三项罪名判处被告周景样有期徒刑十一年 ,其他三名被告人也分别以三项或两项罪名被判处有期徒刑 8 年、 6 年 6 个月、 4 年。
    7 月 24 日 上午,南海市人民法院在市影剧院召开由本市各地干部、群众参加旁听的公判大会,市党、政领导一干人端坐在审判席上。奇怪的是四被告人家属竟被拒之门外,不得旁听。
接到一审判决书后,四被告的六位辩护律师均认为一审判决混淆了罪与非罪,当即分别为四被告撰写了刑事上诉状。 7 月 28 日,当我们到南海市看守所会见四被告时,看守所竟然以“四被告不愿见你们”和“判决作出后、律师无权再会见被告人”为理由,拒绝我们会见。徐作云(女)律师情绪激动,唇枪舌剑与看守所领导进行激烈辩论,要求其拿出不准辩护律师会见被告人的法律依据。经过半个小时的力争,终于被允许会见被告。四被告均明确、坚定地表示上诉。事后,我们得知同在南海市法院审理宣判的另一案(也是聚 一流信息监控拦截系统 一流信息监控拦截系统
    •  辩护人要求检察机关当庭出示公安机关的《立案报告》、《破案报告》并对其质证,未被法庭允许;辩护人要求检察机关出示关于南达电缆厂经济损失的有关书证并对其质证,也未被法庭允许;辩护人请求向法庭出示并宣读《查帐报告》和《审计报告》,同样未被允许。审判长告知,有意见可在法庭辩护阶段一并讲。
    二审法庭辩论阶段,基于庭审调查所反映出来的问题, 笔者抛开了犯罪构成,从本案的诉讼程序角度提出了本案完全是人为制造的冤案的观点 ,再次为被告人周景样作无罪辩护,其他辩护人也从不同角度分别为各自的委托人作了无罪辩护。
    12 月 1 日 下午 3 时法庭辩论结束,休庭两个半小时,法庭当庭进行了宣判。
被告人周景样以“聚众冲击国家机关罪”和“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两项罪名被二审法院判处有期徒刑 7 年 6 个月; 其他被告人也分别以两项或一项罪名被判处有期徒刑或缓刑。
    庭后收到的判决书在“经审理查明”部分写道:“……辩护人认为公安机关违法取证,认为检察机关在一审判决后没有权利补充新证据,二审法院同意检察员出示补充侦查的证据违法等意见,经查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被告人周景样、黄珠仔目前已向上级司法机关提出申诉。
    与笔者同办此案的另 5 位辩护人是广东经国律师事务所的何伟民律师、徐作云律师、庄志东律师,广东汇明律师事务所的吴非比律师、曹锐律师(他们在本案中表现的敬业、执著、正直的精神和无畏的勇气,回想起来,常令笔者感动不已)。
                                                 [ 二审辩护词全文 ]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依据《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二条之规定,我和何伟民律师受被告人周景样委托,依法出庭参与诉讼。庭前,我们认真研究了本案的有关材料,开庭后,听取了两天的法庭调查,现就法庭调查的结果和本案相关事实发表辩护意见如下:
本案完全是南海市公、检、法机关联手制造的一起冤案。
    我国刑事诉讼的目的,一方面是要惩罚犯罪、正确应用法律;一方面是要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主义法制。《刑诉法》第三条第二款规定:公、检、法机关进行刑事诉讼,“必须严格遵守本法和其他法律的有关规定”,然而,本案在立案、办案、定案的诉讼过程中,南海市的公、检、法机关是怎样严守本法的呢?
    •  先看立案阶段
    立案是刑事诉讼的开始,是进行刑事诉讼的第一关。本案侦查机关提供的《受理刑事案件登记》、《重大刑事案件立案报告表》等五份表格,其中受理日期均由“ 2000 ” 被涂改成“ 1999 ” ;有的一份表格中,日期涂改竟达三 3 处;更有甚者,在关于“聚众堵塞交通”的《重大刑事案件立案报告表》中,“案件来源”一项居然是空白,立案本身是证明有犯罪事实发生的客观反映,何以要搞偌大一个悬念?难道在写武侠小说吗?很明显,这些《登记表》、《报告表》是假造的,这不是在立案,而是在“造”案 !
   《刑诉法》第 89 条规定“公安机关对已经立案的刑事案件,应当进行侦查、收集、调取犯罪嫌疑人有罪或者无罪、罪轻或者罪重的证据材料。对现行犯或者重大嫌疑分子可以依法先行拘留,对符合逮捕条件的犯罪嫌疑人,应当依法逮捕”。如果这些立案是真的,既然是重大刑事案件,就应依法先行拘留被告人,有什么理由要等到一年以后才对周景样等四被告人进行拘留呢?如果这些立案是真的,周景样等四被告并未潜逃,每天就在村里劳动和生活,侦查机关有什么理由在长达一年的时间里竟不对周景样等四被告人进行询问?难道侦查人员在立案后都集体下岗了吗?
    二、再看侦查阶段
    1 、违法取证。
    为证实周景样等四被告人犯罪,公安机关以关押、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方法收集证据,有关证明周景样等四被告人犯有指控罪名的主要证人证言清一色是在公安机关取得的,这本身已违背了取证规定。证人符宝彬、符建细、何裴禹、何如正、何镜明等当庭所作的证言和宣读的笔录,听来叫人心惊肉跳,他们分别是在被关押两夜、 48 小时、 20 多小时、三天后或被拷在床板上向侦查机关作的笔录。侦查人员作笔录时威胁证人“不老实,就关到你生青苔”,听来多么恐怖,他们的特权有多么大!从关押的时间、人数来看,办案人员已不是一般的违法问题,其行为已涉嫌非法拘禁犯罪,性质非常严重。
    《刑诉法》第 92 条第 2 款规定:“传唤、拘传持续的时间最长不得超过 12 小时。不得以连续传唤、拘传的形式变相拘禁犯罪嫌疑人。”规定得多么清楚。为了掩饰公安机关的违法行为,检察机关居然搬出《警察法》关于“留置”的规定来对抗《刑诉法》,连起码的刑事诉讼常识都不要了。《刑诉法》是基本法律,《警察法》是一般法律,《刑诉法》有明确规定不严守,而要严守《警察法》,如此逻辑,试问《刑事诉讼法》在我国还有什么权威和地位?
    •  收集虚假证据
侦查机关自知仅凭违法取得的证据不能做到证据确实、充分,欲给被告人定案,怎么办?只好进一步收集虚假证据,关于南达电缆厂经济损失的证据全是假的,没有一份是真实的。所谓的南达厂的损失证据主要由几十份书证和几份证人证言构成,其几十份书证可以分三大类:
    • 没有产品价格的订货单(它充其量不过是订货方的签定合同的“要约”表示);
    • 未盖公章的合同书(“公章”是企业法人承担责任的证明,未盖公章的合同,说明该合同依法没有成立,是毫无意义的一张废纸);
    •收据(不是合法的收付款凭证,合法的凭证是“发票”,见《发票管理办法》第三条)。
另外一类证人证言的内容大意是:曾向南达厂电话订货,到期未送货,造成其损失“ 1.5 万元”,其向南达厂要求赔偿,南达厂赔偿了其损失云云。(这种证言简直就是一派胡言,电话订货如能成为索赔的根据,中国人一夜之间都可以致富!)
就是这样的一些书证和证人证言如何能构成南达厂的经济损失呢?它的虚假性、荒诞性,只要不是法盲、只要稍微认真看一下就可识别,然而检察机关就是看不出来!
    三、接下来看审查起诉阶段。
    《刑诉法》第 137 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审查案件的时候,必须查明:(一)犯罪事实、情节是否清楚,证据是否确实、充分……;(五)侦查活动是否合法。”本案中公安机关立假案、非法取证的行为如此严重,检察机关竟然不尽审查、监督义务,听之任之,这是不是玩忽职守?南达电缆厂经济损失的证据如此虚假,坚持以这种虚假的证据起诉被告人,这是不是枉法追诉?
根据中央六部委《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第 35 、 36 条的规定,检察机关提起公诉的案件,“应当向人民法院移送所有犯罪事实的主要证据的复印件或者照片”、“主要证据包括起诉书中所涉及的各种证据种类中的主要证据”。南达厂经济损失的证据主要是书证,对这些书证检察机关为什么一份都不移送?(一边就书证部分不移送,另一边是一审法院就移送的几份证据材料也不允许辩护人复制,理由是南海法院向来没有这个习惯,在他们的眼里,国家法律要屈从于基层法院的习惯。检察机关和一审法院在限制辩护律师诉讼权利方面配合的是多么巧妙、天衣无缝!)
    检察机关不仅对公安机关的违法行为不予追究,而且为了掩盖公安机关违法取证的漏洞,不甘寂寞,违法补侦,在一审法院判决后的 11 月 9 日凌晨 4 点突然用警车带走有关证人,进行所谓的“没有威胁”的询问。这种补侦明明是违法的行为,还不厌其烦地在法庭上为自己的违法行为寻找法律根据,居然搬出什么“检察规则”来对抗《刑事诉讼法》,真是闻所未闻!
    四、接下来再看审判阶段
    1 、庭审过程不断地违法。
    一审庭审当中,审判长不断地限制被告人为自己的行为辩解,并公然剥夺被告人、辩护人申请证人出庭作证、质证的权利,这是在公正审判吗?辩护律师依法提出的所有的正确辩护意见一概被拒之门外;相反,检察机关据以起诉的全部虚假证据均被一审采纳,试问,这是不是枉法裁判?
    2 、违法宣判。
    《刑诉法》第 12 条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一审判决并不是生效判决,何以召开公判大会,宣判被告人有罪?宣判会上法庭组成不伦不类,南海市党、政领导居然端坐在审判席上,如此设置法庭,试问人民法院还有什么权威和地位?如此宣判,难道不是欲加之罪吗?
    五、最后来看执行阶段
    一审判决并未生效,然而上沙 滘 村委会竟然被南海市公安局丹灶分局刑警队通知根据一审判决注销周景样等四被告人的户口。未生效的判决竟然被执行,这不是权大于法是什么?
综观本案在一审以前的全部诉讼过程(立案、侦查、起诉、审判、执行五个阶段),每一步都没有合法性、正义性,有的只是阴谋、恐怖和邪恶,是被告人和沙 滘 村民的屈辱和泪水。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诉讼过程?公、检、法机关相互之间哪还有一点制约?哪里能看到一点法律的严肃性?这是在正确应用法律、打击犯罪吗?这是在维护法制、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吗?不,这是在滥用职权、迫害无辜!是公然破坏法制、践踏人权!它是南海市公、检、法机关联手制造的一起冤案。
    本案在沙 滘 村发生的一系列案件(上公路游行、到镇政府请愿、堵塞南达电缆厂),实际上反映了以周景样等四被告人为代表的朴实、善良的沙 滘 村民同出卖村民利益的腐败分子斗争的艰难。沙 滘 村民为维护自身合法利益,四处上访投诉,始终未讨得一个说法,万般无奈之下才出现了过激行为,行为稍微过激,就追究为犯罪,如此搞法,怎能不叫人民群众心寒!
如果割离本案事件发生的起因,无视被告人周景样参与有关事件的主观动机,听任检察机关的枉法起诉,判其有罪,必将出现“亲者痛—人民群众痛,仇者快—腐败分子快”的局面。如此局面,公理何在?正义何在?
    本案实际上是腐败的势力向敢于反对腐败的以周景样为代表的沙 滘村 群众进行的一次疯狂的、明目张胆的报复。如果不是报复,就无法理解本来有着制约关系的一审公、检、法机关为什么如此默切地、肆无忌惮地共同破坏法制,刻意制造冤案。
    99 年 5 月 11 日 金沙桥收费站游行事件发生后,南海市市委书记邓耀华亲自到现场处理,并向村民保证把这次上路游行看成是“行动”,“绝不追究任何人的责任”,邓书记的话是代表市委、市政府向沙 滘 村群众作出的庄严承诺(可见,当时市委已对此事件做出了正确处理,这里也可再次印证本案的立案是假的)。然而事隔一年竟开始对被告人秋后算帐,如此言而无信,出尔反尔,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心目中还有什么威信可言?农民群众是我国人民民主政权的阶级基础,沙 滘 村民就是这个阶级的一部分,如果听任检察机关对被告人的枉法起诉,只能破坏党和人民群众的鱼水关系,只能损害人民民主政权建设,败坏党和政府的形象。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法庭调查开始的时候,当证人在庭上陈述在公安机关的遭遇时,辩护人心中非常愤怒,两天的法庭调查结束后,辩护人心中已没有愤怒。你愤怒什么?你对谁愤怒?一个人、两个人违法你可以愤怒,甚至可以向他呐喊,当一个公、检、法的整个机构在践踏法制的时候,你还能愤怒吗?你有资格愤怒吗?你能愤怒得了吗?此刻,辩护人心里有的只是绝大的悲哀、痛心和无奈。
    尽管如此,辩护人还是天真地、热情地期望二审法官能坚守“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诉讼原则,坚守人民法官的操守,以对法律的无限忠诚,不畏强权、排除干扰,为本案平反,对被告人周景样做出无罪判决,还被告人一个公道,还沙 滘 村民一个公理。如果本案能够得到公正判决,佛山市人民法院必将在中国审判史上树立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的光辉典范,你们的高风亮节将被人民群众传颂,你们的英名将永远铭记被告人心中!
(第一轮辩护发言暂时到此)
此致
      佛山中级人民法院
                                                                2000 年 12 月 1 日
                                                               于佛山法院第一审判庭
 
 
                                                   [ 一审辩护词全文 ]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依据《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二条之规定,我们广东经国律师事务所受被告人周景样的委托,指派何伟民、葛文秀律师为其担任辩护人,今天依法出庭参与诉讼。庭前,我们认真研究了起诉书及部分材料,会见了被告人,方才又听取了法庭调查,辩护人认为,本案事实清楚,现就本案事实及法律适用发表辩护意见如下:
    •  以被告人周景样为组长的“复耕组”和“查帐组”是由村民会议选举的合法组织 。
    《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一条确立了“保障农村村民实行自治”的原则,第十九条规定:“涉及村民利益的下列事项,村民委员会必须提请村民会议决定,方可办理……”本条列举了八项内容包括了村集体经济管理和村务管理的方方面面,其中第八项规定:“村民会议认为应当由村民会议讨论决定的涉及村民利益的其他事项”,这一规定可以说涵括了村民自治权利的全部内容。“复耕组”和“查帐组”就是于 99 年 6 月和 5 月由村民会议推选成立的,以查清以何×桐为首的原管理区干部非法买卖土地及管理区帐目收支情况并向有关部门投诉为目的的工作小组。这两个小组的成立及工作内容是合法的,是属于村民自治权利范围内的事务,这两个小组只要村民会议认可即可,而不需要政府某个部门批准。
    •  检察机关指控被告人周景样触犯“聚众冲击国家机关罪”的罪名不能成立。     
    所谓“冲击国家机关”,其行为在客观上表现为在国家机关门前和院内示威、摇旗呐喊、肆意哄闹、强占毁坏国家机关单位的办公室、会议室等场所,封闭出入通道、毁灭机关单位财物等情节严重的行为,后果要求造成严重损失。三天来的法庭调查(尤其是当庭播放的录象资料)说明: 1 、被告人周景样并未“带领”村民“将大门口堵住”,镇政府大门完全可以通行; 2 、被告人周景样也没有使用高音喇叭,只是用一般的手提扬声器讲话; 3 、被告人周景样也未指使村民一窝蜂地强行冲击办公室; 4 、被告人周景样也未指使并毁坏镇政府机关财物; 5 、被告人周景样的讲话内容是希望政府尽快解决何×桐非法卖地的问题,没有恶毒攻击政府的语言,不能据此认定是“煽动”村民,可见,被告人的客观行为情节并不严重。
    就主观方面来看,被告人周景样与四百多村民到政府请愿,是希望政府能尽快解决何×桐的问题,给一个明确的说法,不要让村民一次又一次地失望;而不是要故意闹事,冲击政府,让政府无法办公。引发本案的原因是原管理区干部何×桐经济上有极其严重的问题(如私卖村里土地、稻香村酒家 700 万巨额投资去向不明等等),极大损害了村民的根本利益,被告与村民聚集在村委会,主观目的不过是“要求何×桐解释清楚”;到镇政府请愿,其主观目的也不过是希望政府出面解决何×桐的问题,“找何×桐当面对资”。被告与村民的这种主观愿望是正当的、善良的、合法的,他们的动机不是要达到个人的非法目的,实现个人的无理要求,而是要维护全体村民的合法权益,保护集体的耕地。被告的这种主观故意与本罪所要求的主观故意是有本质区别的。并且,从主、客观方面及后果来看,被告人的行为并不构成本罪。
    三、检察机关指控被告人周景样触犯聚众扰乱交通秩序罪的罪名同样不能成立。
    起诉书中写道:“ 1999 年 5 月 10 日上午,被告人周景样利用我市丹灶镇沙 滘 村民与管理区干部何×桐就买卖土地合同问题发生误解,矛盾激化之机,煽动村民上路游行示威,……”检察机关的这段指控故意回避问题发生的实质,没有实事求是。首先,被告人(周)不存在利用村民,要求原管理区干部就买卖土地问题解释清楚,是村民的民主权利和共同愿望;其次,村民与原管理区干部何×桐矛盾激化,不是相互间“发生误解”而激化,而是长期以来,村民多次向政府、纪检部门、检察机关反映何×桐非法私买土地、侵吞、挥霍集体财产的问题始终得不到负责任的明确说法(答复),才使得矛盾不断激化、升级。出现上街游行的事件本身,说明镇政府和有关部门领导官僚主义严重,严重地脱离了农民群众,对农民的切身利益、疾苦漠不关心,对农民群众要求惩治腐败行为的民主权利漠视,在这样的一种背景下,被告人和沙 滘 村民才无奈地走上街头。对此,镇政府和有关部门的领导是负有责任的,出现这种事态,他们的良心对于自己的失职是应当受到道义谴责的。第三,“村民上路游行示威”并不是被告人“煽动”所致,反对非法私卖集体土地,维护村民合法权益是全体村民的共同心声,是每个村民自发的行动。并且,保护耕地、禁止任何人非法买卖土地是党中央的一贯政策,也是现行法律规定。沙 滘 村民这种自觉地、积极地参加与反对腐败、保护耕地行动的热情,正是党中央保护耕地政策感召的结果,也是村民长期在党的社会主义文明教育、民主教育、法制教育下权利意识的觉醒。祠堂里悬挂的标语内容恰好表达了村民维护自身权益的权利要求。村民们这种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渴望和参与精神,绝不是被告人周景样和其他三位被告人所能“煽动”起来的。不仅如此,上路游行前被告周景样的主观态度还是保持克制的,被告人 11 日早上在祠堂开会时曾对村民讲:“示威只能去沙 滘 大桥就行了,不要到金沙辖”,村民的情绪控制不住,涌向金沙大桥收费站是出乎被告人意料的(超出了其主观故意的内容)。可见,被告人主观上并没有组织村民聚众堵塞收费站通道的故意。
    客观上,收费站通道也没有全部堵塞,道路上没有过往车辆是因为交警封住了公路,并不是被告人组织村民故意拦堵车辆通行,所谓的过桥费损失的责任并不能由被告人承担。
    由于被告主观上没有堵塞收费站的故意,客观上也没有实施组织村民堵塞收费站的行为,其行为的主客观方面均不符合本罪的特征,因此,被告人之行为不能构成本罪。
    四、检察机关指控被告人周景样触犯“扰乱社会秩序罪”的罪名同样不能成立。
    2000 年 4 月 18 日 ,沙 滘 村民因鱼塘受污染死鱼事件,围堵南达电缆厂,虽造成一定影响,但毕竟事出有因,南达电缆厂建厂以来,已多次发生环境污染事故,从 VCD 碟中可见其排出的污水颜色成乳白色。第一次发生污染死鱼事故时,在耕塘佬的交涉下,该厂赔偿沙 滘村 3.5 万元;第二次发生污染死鱼时经双方交涉,该厂 保证以后不再排污;然而,该厂言而无信,在 2000 年 4 月 12 日 竟然用水泵将污水直排涌内,又造成大量杂鱼死亡,耕塘佬与南达厂老板彭志坚交涉,彭竟说是其工仔擅自排污,他不知此事。 4 月 17 日 晚,镇政府蔡汉全副书记亲自前来主持双方调解,但南达厂彭老板并无诚意,有耕塘佬说,如不想解决,我们就 运 泥土封厂,彭勃然大怒说,如果堵我厂,枪都有得响。由于南达厂一直非法使用沙 滘 村土地,村民早已蹩了一肚子火,而今彭老板对待死鱼问题的态度又如此恶劣,终于激怒了耕塘佬,于是第二天耕塘佬周润国以每人 10 元的酬金出钱召集村民运泥土封堵南达厂门口。
    被告人周景样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被周润国找来参与此事的,他的作用仅是替周润国向参与堵厂的村民发钱而已,并未亲自组织、策划围堵该厂。我国《刑法》第 290 条第一款规定:“聚众扰乱社会秩序、情节严重,致使工作、生产、营业和教学、科研无法进行、造成严重损失的”予以追究刑事责任。可见,认定本罪的关键在于情节严重并造成严重的损失。如尚未达到严重程度、未造成严重损失,不应当以本罪论处,而应予批评教育或行政处分。
    被告人周景样虽参与了村民对南达厂的扰乱行为,但并未给其造成严重损失,所谓的“直接经济损失达 306324.55 元”的数目,检察机关并未举出充分的证据加以证明,纯属无稽之谈。可见,对南达厂造成的后果并不严重,被告人的行为不能构成本罪。
    尊敬的审判长,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是农民赖以生存的希望,本案就是基于沙 滘 村农民保护土地、反对非法私卖土地的腐败行为而引发的,被告人周景样作为复耕组的组长,受托于村民会,调查并向有关部门反映何×桐的问题,其主观愿望无可非议,虽然在要求政府有关部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其行为有过激、违法之处,但行为的情节、后果并不严重,未达到犯罪程度,故而,本着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诉讼原则,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宣告被告人周景样无罪。
此致
    南海市人民法院
                                                                                                                         二 000 年七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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